上小学也无非是从一个地点换了另一个地点，同学还是原来的同学。
小学在村子的西北角，坐北朝南，占地约有二十亩地，据说以前是一片坟地，也只有学校这样人员众多的场所才能踩得住。
学校有两扇带铁艺的厚实大铁门，放学后会有淘气的学生吊在上面荡秋千。
校园里有南北向主路一条，正好把学校均匀地分为东西两半。
学校有红砖瓦的教室，有很大的玻璃门窗，宽敞明亮，还配有专门的木桌凳，我们再也不用从家里抱着凳子上学了，也算是一种升级吧。
只是一下子多了好多班级和老师，在孩子们的眼里，一切都热闹起来。
从学校大门进去，西侧是学校的蔬菜园地，被分成了几个整齐的畦子，里面会种植各种时令蔬菜，专供教师伙房食用。
那时的小学老师来自周边不同的村庄甚至乡镇，中午都在教师伙房就餐，伙食是老师们轮流做。
极个别离家比较远的教师，晚上就住在学校一个宿舍里。
听说曾有顽劣的高年级学生偷偷把当地被称为“簇子毛”（刺蛾的幼虫，浑身布满有毒的软毛）的虫子，放到老师的床单上滚了几圈儿，第二天那个老师就请假了，一连着好几天都没来学校上课——那个调皮的捣蛋鬼也因此内疚了好几天——理所当然地，也被同学们孤立了好几天。
后来，还有过一个阶段由每个学生家轮流给住宿的老师派饭。
轮到哪一家派饭时，这家都会把饭菜提前做好，让学生给老师送到学校，也有首接把老师请回家吃的。
那时尽管各家的条件都不好，但是轮到自家管饭，家长都会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饭菜给老师。
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心底尊师重教的原始的表达方式吧。
大门的东侧是一片相对开阔的沙土地，没有硬化处理，只是稍微平整一点。
那里立着几个单杠和双杠，还有一个大沙坑，这就算作是我们的操场了。
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一点，顶多是尘土飞扬。
如果遇到下雨天，一脚踩下去后，保准连鞋子都拔不出来。
沿着主路往北不远，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圆形的大花坛，里面有一棵茶碗口粗细的雪松。
那时因为雪松还很小，与偌大的花坛相比有一点比例失调，于是又沿着花坛内侧栽了一圈月季花，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的花朵会引来好多的蝴蝶。
为了给雪松增加养分，学校曾号召学生们去拾粪放进大花坛里面。
绕过花坛往北，路的两侧是南北各两排红砖瓦的房子，每排两个年级各一个班教室。
路西侧最南排是各年级教师公用的一个办公室，还有一个教师宿舍和一小间伙房。
北排是五六年级的教室，靠西墙根儿立着一根木头线杆儿，上面用粗铁条系着一个口径海碗粗细的生铁铃。
在村里还没有拉电的时期，那清脆响亮的铃声就是我们上下课和放学的信号。
打铃是由专门的同学负责，还要由老师进行专门的培训，因为上下课、紧急集合和放学的铃声是有区别的，其他同学被禁止触碰铃绳儿。
村里拉上电以后，木头线杆儿被换成了水泥线杆儿，生铁铃也被大喇叭所取代，最后也不知所踪。
主路向北的尽头是一个白灰底的大照壁，上面用油漆画着鲜艳的五星红旗、天安门和几个戴着红领巾的欢乐的小学生，中间写着“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学习、爱劳动”几个大字。
照壁后是一大片土地，地势稍高一些，到了教室的窗台。
这是学校的生产基地，种植着小麦、花生、玉米、大豆等农作物。
冬天地闲置的时候，那里便成了我们课间玩闹的好去处。
有大胆的同学会带着火柴，在地上挖个坑，随便拾掇点枯树枝生起火来，然后放上从别人窖子里偷拿的地瓜，等树枝烧断之后就用土盖上，用火的余温把地瓜捂上一节课。
下课后，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地奔过去，把地瓜从坑里扒出来，三两个人分开一个。
每个人拿着一块儿，在两只手里不停地倒腾着，用嘴吹着热气，然后就往嘴里填，也不顾上面粘的黑灰。
现在回头想想，那也是一种无比的快乐。
那时的小学还允许留级，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的同学不能跟着上高一年级，要留到这一级继续“深造”，不像现在的孩子，不管学习糙好，都会继续升到更高一级继续学业。
每一年总会有个别同学留级，有的甚至会多次留级。
这些留级的同学，往往在年龄和身高上有着较大的优势，俨然是班里的霸主。
当然也会有极个别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学生，首接跳过上一年级到更高的年级就读，这叫跳级。
当年三叔留了两年级，兄长留了一年级，结果到了西年级的时候我们三人到了同一个班级学习。
俗话说“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”，有三叔和兄长的保护，在班里面是绝对没有人敢欺负我的。
可惜到五年级时三叔就辍学回了家，任凭二爷和二叔吊起来用皮带抽也坚决不上学了。
在我们小学大门口处，隔三岔五就有一个小脚老奶奶摆摊儿。
这个老奶奶是邻村的，听说是赵吉福老婆。
她每次都是步行，挎着个青色的大包袱，包袱里装满了各种文具、玩具和小零食。
每次她一来，就有同学大呼小叫“赵吉福老婆来了”，于是一群同学蜂拥而出。
那时家境稍好一点的同学，口袋里总会装个三毛两毛的零花钱，是老奶奶的主顾。
像我这样口袋比脸都干净的孩子，也只有跟风凑热闹的份儿。
小摊儿上有一种糖疙瘩叫大麦芽儿糖，同学当时分了我一小块儿，那叫一个甜啊。
长大以后也在集市上试着买过几次，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
老奶奶和她的丈夫都做这种小买卖，并且就地盘进行了划分，以免自家人产生竞争，透着生意人的精明。
她那大包袱百宝箱一般，里面的东西对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有着莫大的诱惑力，没有钱买不要紧，可以用粮食换。
不少同学禁不住诱惑，趁着夜晚去偷拿村人搭在墙上晾晒的玉米棒子，然后再背到她家里去换吃喝。
也有被事主发现，被找到了家里，然后挨父母一顿暴揍的。
这种事情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不屑于去干的，因为对他们而言物质生活己是极大地丰富，基本上没有他们没吃过或者喝过的稀罕东西，他们又怎么会去冒这种当场被抓的风险呢?随着小学生源的减少，我们村的小学被合并到了临近村芝坊的小学中，村里小学的校舍也就此闲置下来。
前几年听说小学的校舍都被私人承包去了，好像是被用作了养殖场，这是不是一种暴殄天物呢？
小学的教师当中有不少是民办教师，各村小撤并后实行了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。
那些办事比较灵活的民办教师，都早早地托关系找门子打点好了。
于是转正政策得以顺利实施，我们村大部分民办教师都得以转成公办教师，只有一个老实巴交的男老师被刷了下来。
可怜他兢兢业业教了几十年的书，就因为没有打点关系而失去了以为可以赖以为生的工作。
后来听母亲说他靠帮人锄地挣点小钱儿维持生计，就这样还是村里早些年他教过的学生实在看不过眼，才主动雇他干这活儿的，其实他那拿惯了粉笔的手哪会锄地啊。
前几年听说他己故去，无子无女，是一个本家的侄子给摔的盆儿。
社会的变革总会以某种方式给人以不同程度的阵痛，而当这种阵痛之后，每个人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
有的人会因为阵痛而愈发清醒，并且能迅速地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，于是这部分人就成为了社会的先行者，先赢者。
而对这种阵痛无所适从的那些人，往往会长久地沉湎于曾经的辉煌，面对滚滚地历史洪流只能徘徊观望。
至于这长河的尽头到底通往何方，或许所有人都一样迷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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