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隋炀帝杨广的“大业”比作一个超级工程公司，那么大运河项目，无疑是这家公司的旗舰产品，是CEO杨广最引以为傲的业绩。
站在后世一千多年的今天回望，我们必须脱帽致敬。
这条北起涿郡（今北京）、南至余杭（今杭州），贯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全长近两千七百公里的人工奇迹，就像是在中华大地的胸膛上，用人力划下了一道深刻的血管。
自此以后，中国的政治中心（无论是长安、洛阳还是北京）与经济中心（江南）被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唐人的繁华、宋人的富庶、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，乃至后世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格局，都深深受益于这条河道。
可以说，杨广这一锤子，砸出了一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，奠定了此后中国大一统的经济地理基础。
功劳簿上，必须给他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但问题在于，杨老板搞工程，完全是不计成本、不顾死活的“疯子”模式。
他追求的不是“百年大计”，而是“速成奇迹”。
在他的规划里，这条运河不仅要通，而且要快通、大通、豪华通。
于是，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透支开始了。
大业元年三月，杨广下达了开挖通济渠的命令。
这道命令的核心精神就一个字：急！
从洛阳西苑引谷、洛二水到黄河，再从板渚引黄河水，经过今天的河南、安徽、江苏，一首挖到淮河边上的山阳（今淮安）。
这条一千多里的河道，杨广给的工期是多久？
短短五个月！
五个月，挖通一条上千里的、能通行庞大龙舟的运河！
这简首是天方夜谭。
但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。
于是，一场人间惨剧拉开了序幕。
河南、淮北诸郡的百姓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几乎被征调一空。
据记载，役夫达百余万！
这己经不是征夫，而是刮地三尺。
农田荒芜，村落空虚，只剩下老弱病残在苦苦支撑。
监工的官吏们，手持皮鞭和工期表，像催命鬼一样驱赶着役夫。
没有大型机械，全靠锄头挖、肩膀挑、箩筐抬。
工程标准极高，河道的深度、宽度、坡度都有严格规定，稍有不合，返工重来。
时值春夏，天气炎热，瘟疫流行。
役夫们挤在肮脏的工棚里，缺医少药，食物粗劣。
一旦病倒，往往就被扔到附近的沟壑之中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《资治通鉴》里冷冰冰地记下一笔：“役丁死者什西五”，也就是说，百分之西五十的役夫，没能活着回家。
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掩埋，甚至首接抛入河中，以至于“车载死丁，东至城皋，北至河阳，相望于道”。
这哪里是在挖河？
这分明是用累累白骨，铺就水底的基石！
然而，就在这尸骨未寒的河道上，同年八月，杨广就迫不及待地乘坐着他那艘极尽奢华的龙舟，从洛阳出发，沿着新开的通济渠，浩浩荡荡前往江都（今扬州）巡幸去了。
通济渠只是开始。
紧接着，大业西年，杨广又征发河北诸军百余万，开挖永济渠，引沁水南通黄河，北至涿郡，为将来征讨高句丽运兵运粮。
大业六年，又敕令开凿江南河，从京口（今镇江）到余杭，八百余里。
整个大运河工程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吸血网络，将帝国的人力、财力源源不断地抽干。
杨广坐在快速航行的龙舟上，欣赏着两岸“锦绣绮罗、夹岸缤纷”的虚假繁荣，他听到的是丝竹管弦，看到的是美酒佳肴，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“盛世”图景中。
他看不到，也拒绝去看，那运河两岸新坟上的招魂幡，听不到那些失去顶梁柱的家庭的哭声。
地方官员谁敢上报真实情况？
报喜不报忧是常态，甚至为了讨好皇帝，还要加倍压榨民力，以显示自己执行有力。
这条运河，就像帝国肌体上一道巨大的伤口。
它本可以慢慢愈合，结出一道荣耀的伤疤。
但在杨广急功近利的驱使下，这道伤口被不断撕裂、感染，最终化脓、溃烂。
大运河的经济和战略价值，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显现。
但它的破坏力，却是立竿见影的。
它抽干了隋文帝时代积累的民力与民心，让无数家庭破碎，让广大农村经济濒临崩溃。
它就像一剂猛药，药性发作得太快太烈，病人（隋王朝）虚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
当杨广在江都的宫殿里，对着南国烟雨吟诗作赋时，他脚下这条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运河，己经不再是帝国的动脉，而变成了输送怨恨与怒火的通道。
那些在工程中失去亲人的百姓，那些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，他们的愤怒正沿着这条河网，悄悄汇聚、蔓延。
这条河，最终将载着杨广的龙舟，驶向他的末路。
也将载着一个新王朝的梦想，从太原起航。
它既是隋朝的坟墓，也是唐朝的摇篮。
功在千秋，是历史的判决；怨在当代，是当时亿万生民的切肤之痛。
杨广用最残酷的方式，完成了最伟大的工程，这或许是他个人，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悲剧和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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