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的消息，是随着运河上的货船传到泰兴的。
那天清晨，沈宅门口的老槐树上，不知被谁挂上了一面青天白日旗，旗角被风吹得猎猎响。
沈宗仁站在旗下，手里攥着刚收到的报纸，标题“北伐军占领武昌，吴佩孚南逃”被他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徐氏端着早饭出来，看见丈夫眼里的光，叹了口气：“别太高兴，打仗总是要死人的。”
“可这是为了结束战乱。”
沈宗仁把报纸递给妻子，“你看，北伐军喊的是‘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’，要是真能成，老百姓就能过安稳日子了。”
他的话没说错，那段时间，泰兴城里的气氛确实变了——穿中山装的人多了，私塾里开始教《三民主义》，连城隍庙前的戏台上，都开始演《秋瑾》这样的新戏。
安娜每天放学，都会蹲在戏台前看，看到秋瑾就义时，她总会想起姐姐临走前的眼神，一样的坚定，一样的不怕死。
这年秋天，伊娜的信终于来了，说她在南京中华女子中学站稳了脚，己经帮安娜申请了入学名额。
徐氏拿着信，哭了整整一夜，沈宗仁却在灯下给女儿收拾行李，把一本他手抄的《正气歌》放进箱子，末页写着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
“让她去闯吧。”
他对妻子说，“女孩子家，不能一辈子困在泰兴。”
1928年的南京，秦淮河畔的画舫还在唱《桃花扇》，咿咿呀呀的昆曲里，却混着街头学生喊口号的声音。
十三岁的安娜跟着姐姐走进中华女子中学的校门，青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校训“自强不息”西个字刻在石头上，被雨水冲刷得发亮。
第一天上课，历史老师在黑板上写“甲午战争”，粉笔灰落在她的蓝布旗袍上：“1894年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台湾；1900年，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……同学们，这些不是历史，是我们中国人的伤疤！”
讲到邓世昌驾驶致远舰撞向吉野号时，老师的声音发颤：“他说，‘吾辈从军卫国，早置生死于度外’，最后和舰上的二百多名士兵一起，沉进了黄海。”
全班女生都哭了，安娜的课本扉页上，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符号——那是她从姐姐的同学那里学的速记，把“民族”写成“ㄇㄧㄣˊㄗㄨˊ”，把“救国”写成“ㄐㄧㄡˋㄍㄨㄛˊ”，只觉得这种“能把话变成密码”的本事很神奇，还不知道，这会成为她日后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武器。
1931年9月19日清晨，安娜是被校园里的呐喊声惊醒的。
她穿着睡衣跑到操场，看见学生们举着用白布做的标语，上面用红墨水写着“还我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有的同学还戴着黑纱，胳膊上缠着白布。
华明之站在台阶上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手里攥着一张油印的报纸：“同学们，昨天夜里，日本人炮轰北大营，占领了沈阳——我们的东北，丢了！”
他的声音在秋霜里格外清亮，像敲在铜钟上：“东北不是一块地，是三千万同胞的家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脊梁！
要是我们现在不站出来，明天，日本人就会打到南京，打到泰兴！”
安娜挤在人群最前面，看见华明之的手指向东方，那里的天空刚泛鱼肚白，却像蒙着一层洗不掉的血色。
有同学喊：“我们去省政府请愿！”
大家跟着响应，安娜也跟着喊，嗓子很快就哑了，却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，烧得她浑身发烫。
当天下午，游行队伍走到江苏省政府门前，军警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拦路，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。
“回去！
都回去！”
一个军警头目喊，“再闹事，就以通共论处！”
学生们不怕，举着标语往前冲，眼看就要和军警冲突，华明之突然站到中间，张开双臂拦住大家：“别冲动，我们是来请愿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”
他转向军警头目，眼神平静却有力量：“长官，我们都是学生，只想让政府知道，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。
请您把我们的诉求，带给省主席。”
头目愣了一下，大概没见过这么冷静的学生领袖，最后挥了挥手：“等着，我去汇报。”
等待的间隙，华明之回头，正好对上安娜的目光：“你叫沈安娜？
我听你姐姐伊娜提起过你，你记笔记的速度很快，要不要跟我学速记？”
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秦淮河的水声在远处流淌，安娜点头的瞬间，风卷起她的辫子，也卷起了她命运的齿轮——她不知道，眼前这个年轻教师，不仅会教她速记，还会带她走进一个充满危险，却能让她真正读懂“山河志”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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